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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引起关注是在当年 10 月，彼时旧金山市交通局和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向该公司联合下达停止运营指令。两家机构都反对 UberCab 名字中出现的 Cab （出租车）字眼，因为该公司没有获得出租车执照。结果这种挫折正是卡拉尼克想要的一次战斗的机会。他表示，‘我们完全合法，并喜欢完全合法，政府就是要关闭。你要么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要么就为信仰而战斗。’

尽管有此需要，七国在应对危机的具体举措上仍有不同偏好。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持中间和偏左意识形态立场的G7领导人希望加强金融监管，而持偏右立场的G7领导人并不热心。危机时期尚且如此，在缺乏危机感的G7峰会上，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更是司空见惯。在围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展开磋商时，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利益分歧屡屡显现。历年的G7峰会公报通常议题空泛、用语模糊，事实上就是借此掩盖分歧的表现。

金融博客Zerohedge撰文指出，在沙特放出有关产油量刷新纪录新高的消息，美国原油库存增加的双重影响下，市场对油市供应过剩产生了新一轮的担忧，WTI原油价格持续跌至51美元/桶下方，布伦特原油失守60美元/桶，为2017年10月以来首次。

如果存在以人民币为投资货币的套息交易，那么按照上述定义，则相关部门以外汇标价的债务大于债权、且以人民币标价的债权大于债务。然而观察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权、债务数据，人民币债券债务规模远远高于外汇的相应规模。实际上Joseph E.Gagnon等（2007年）也指出，部门化的衡量方式会低估或高估套息交易行为。对于我国来说，在资本账户依然存在管制、境内主体无法充分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的情况下，部门化的衡量方式低估非金融企业套息交易行为或者说掩盖这一部门套息交易行为的逻辑在于：虽然该部门中的一部分具有获得外汇收入通道的单位进行了套息交易，即其人民币的债权超过债务、外汇的债务超过债权，但另外一部分单位的投融资活动仅与人民币相关，在非金融企业更多的是资金融入方而非资金融出方的情况下，这部分单位人民币的债务必然超过债权。在我国境内经营活动占主体、人民币债务债权规模远远高于外汇债务债权规模的情况下，必然出现人民币净债务大幅高于外汇净债务的情况。

限制股东发言在参加百场股东大会过程中，投服中心发现，有些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环节存在限制股东发言的情况。深圳辖区某制造业公司的股东大会上，主持人在宣读完议案后，以会议时间紧为由只让两名股东提问发言，并且每名股东最多只能问3个问题。股东代表则选择了投服中心和大股东代表。在大股东提问之后，投服中心行权人员欲继续发问时，被会议主持人制止。在某互联网公司股东大会现场，股东现场发言多次被该公司董事长打断，股东无法问其想问的问题。

二、原油生产降幅收窄，进口增速回落5月份，原油生产1597万吨，同比下降1.6%，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日均产量51.5万吨，比上月减少0.2万吨，连续5个月稳定在51.5万吨左右的日均生产水平。1-5月份，原油产量7823万吨，同比下降2.0%，降幅比1-4月收窄0.1个百分点。